中国路径选择
朱厚泽
来源：教育革命网
第一个问题，宏观观察的框架。在九十年代中前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潮流在出现这个大变动的背景下，我们研究提出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形成中国路径选择的本土原因或者条件。
第三个问题，中国路径选择的外部条件或者叫做国际背景。
第四个问题，在这个全球演化过程中，中国路径一经选择以后，它的逻辑展开。
中国的特殊路径的形成，是由于我们从中世纪转向近代，在发展的进程中有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我们转变慢了，差了好几个世纪。另外，在路径选择上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经过二十世纪的发展、演变和全球化以后，这个情况有了变化。
第二个问题，中国路径的选择，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这个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机构，重农抑商的传统的经济政策、盐铁专卖等传统的官家垄断，君臣父子、三从四德这一套意识形态，使得接受人类进步、近代事物的变迁非常困难。当然，鸦片战争打起来以后，你还闭着眼晴，那不可能。那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船，看到了炮，于是就认为挨打是因为我没有船，没有炮，所以就走洋务运动这条道路。但是在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上还是死死地顶着，不接受。为了买船、买炮，特别是为了造船、造炮，当然要改教育，要学新知识。但是在办新学以后，是把西方的东西仅仅当作一种工艺知识、技术知识来接受，对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它的文化理念，长期搞不清楚，知道了也抵制的。（阅读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我着重讲一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形成中国这样一个路径选择的全球条件。
我们说整个二十世纪以二战为标志，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半期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文明破坏之惨重史无前例。二十世纪的后半期，经济起伏波澜不断，但全球性的持续经济危机没有发生；局部危机和局部战争断断续续，但全球冲突终于没有形成；冷战对峙长期存在，有时达到热战边缘，但终究没有发生大战。
到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冲突、革命和世界性战争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冷战的终结导致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着产业革命的进程，促进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工商文明向新的智能文明转变。
面对世纪前期的那场大的灾难和危机，人类在应对上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思潮和制度的选择。这里讲的思潮，不是思想家、学者书斋里的学术思想，而是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这些思潮都有大量的人群跟随，席卷过大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形成过大规模的运动，建立有强大的政党，掌握各国家政权，形成过各个国家的一些制度。
假如把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后第三世界普遍的民族独立运动看成是一种过渡性的东西的话，那么二十世纪的主要思潮是这么四个：
第一个，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制度。这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仍以农民为主体，具有强烈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借助西欧十九世纪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料，在以俄罗斯革命知识份子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工党激进派的领导下产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严重饥饿，人民普遍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紧急形势下，通过城市人民起义和军队倒戈来夺取政权，依靠直接暴力手段，建立严酷的革命专政，自上而下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和粗放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路线和国家制度。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这种思潮扩展到东欧、东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它们取得政权的路径各有不同，但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大同小异。这些特点是：一、经济上全面的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快速赶超的粗放工业化；二，政治上实行领袖个人独裁、一党绝对统治、直接凭借暴利的集权专制；三，在文化上是强烈的个人迷信和一元的、封闭的斗争哲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四，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虚构理论为前提，在对外关系上拉拢不发达国家集团，严格控制大家庭内部，冷战对峙并且号召、支持、输出和发动世界革命。
第二个，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及其制度。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渊源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一思潮的继承和延续，它兴起于一战后，发展成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二战以后，它们在一大批国家掌握政权。
在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约二十几个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它们的群众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它们的政治路向是争取工人和广大中间阶层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议会的多数以掌握政权，依法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工人和中间阶层的社会经济政策，促使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推进社会经济结构改革、分配税收制度的改革，以限制资本的利润和剥削，提高人民的福利，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使用革命和暴力。它的纲领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混合经济，福利社会，人民运动，是它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平、民主、改良、渐进、福利、公正、稳定、文明是它社会的显着特点。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名目繁多，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他们共同的东西，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欧盟得以建立，英国的布莱尔，法国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成为支柱。这股力量在现在欧洲的现实生活里具有主体地位。二战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各国的共产党非常活跃，在有些地方的议会选举中得到多数的选票，但是没能支持多久，而在那些发达国家，影响最广泛，时间最长，取得成果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
第三，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它实行的法西斯制度。法西斯主义不是个人的罪孽，它是对二十世纪前期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危机、混乱，在一个发动战争失败而陷入灾难，伺机报复的民族中，极欲摆脱困境、寻求出路的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制度选择和反动回应。
法西斯主义可以概括为这么几个特征：一、政治上取消公民的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实行独裁专制；二、经济上否定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三、思想文化上践踏人权，否定人道，宣扬神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四、在对外关系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这个是它的实践已经表明了的。
由于法西斯主义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精神完全对立，所以注定它很快兴起，又很快结束。
第四，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对传统的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思潮。这里讲的新政是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土和资源极其丰富，没有封建传统，由外来移民拓荒开发起来的新大陆上，已经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里面产生的。是在它遭遇到极度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濒临崩溃的艰难形势下，由以罗斯福为首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一改革缓解了社会中尖锐的矛盾，从失落的深渊中挽救了工业制度，并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制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高度。这场改革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出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导致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社会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成为社会文明、富裕、稳定的基础。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还敏锐的抓住了显露出的国土生态危机，表现出人类的远见。
罗斯福明确地表现出三个坚持：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坚持公民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制度；文化上高举人权的旗帜。同时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还触及了一些社会政治的改革。罗斯福的新政在二战以后对美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趋势和走向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四大思潮、四种制度选择是怎么产生的呢？在经历了十九世纪工业的繁荣增长之后，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工业革命所形成的传统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都爆发出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和反映。
面对这样的矛盾，人们不会容忍在自己构建的文明面前衰败下去，总要寻求出路。这四种制度或思潮，就是给人类找出路的最具代表性的四种。
这样集中的矛盾和危机的爆发，大家都认为问题出现社会制度上，就是所有制，即私有制，经济制度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带来大量的灾难和波动，人们饥饿贫困，不是因为东西太少了，而是因为东西太多了。这就导致了全球性的左倾思潮的发展，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只能带来波动，因此就去追求公有制，追求一个在人的理性支配下的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全球性左倾思潮的表现首先就是十月革命，冒出一个国家来，虽然它的内部经历了许多困难：清党、相互搏斗，但是在三十年代美国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的高压下，一边清党，大量的杀人，一边强制推行工业化，而且取得了成就。
在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都向左倾，并且影响了中国的民族选择。我们本来看到船坚炮利就要学西方，却用国有制来搞，满清政府搞洋务搞不下去，梁启超、康有为就提出要制度改革，最后没有闹成。后来孙中山就出来了，领导了一场暴力革命，把它给推翻了，可是推翻了以后也不解决问题，包括五四运动。要从思想上清理我们这个传统里腐朽的东西。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最后会走到共产党的建立和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建立。李泽厚写了一篇文章叫《救亡压倒启蒙》，说因为民族灾难很严重，大家都就跑去救亡，把启蒙给压下去了。王若水还提出 “整风压倒启蒙”。李慎之同志也说救亡压倒启蒙，后来他又讲了一个“新启蒙”，意思是我们用另外一个启蒙来代替原来的启蒙。总的来讲就是：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原因就在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
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又怎么样呢？经济上如此混乱，而那个议会民主制在那里吵，这个选上去，那个选下来，都不解决问题。所以，人们都想追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治理混乱。于是两个东西同时出现，一个在经济上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在政治上认为议会民主制不解决问题，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政府，这两个东西汇合到一起，就出现了十月革命，一下子影响了一大片；就出现了希特勒，也影响了一大片，这两个就打起来，但总体来讲，在它们的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这四大思潮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二十世纪进行的一场制度性的大比赛，到了世纪末是个什么情况呢？形象地讲，大体上是四条曲线：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叫做现实的社会主义，它是一条由低向高，然后由高再向低，近似一个抛物线。突然兴起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朝鲜、越南、东欧一大片，还跑到古巴，跑到非洲，特别是二战结束的初期大大地向前发展，但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六十年代后期经济发展开始放慢，七十年代以后进入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最后到了九十年代，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为标志，整个制度崩溃；法西斯主义近似一条尖脉冲，突然升起，突然垮台；社会民主主义则类似于一条平缓的渐进线，逐步往前走；而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改革思潮则相反，从临近崩溃的边缘，经历了改革、二战，结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逐渐上升，到了克林顿执政的时代，实现了一百一十个月的高增长。
在粗放工业化时期，在进行战争动员时期和战后恢复期，苏联高度集权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和资源进行粗放的建设和恢复。但是进入消费品成为生产的主导、人民生活多样化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制度搞不下去了。
西方国家二战后也出现了一股搞国有制的高潮，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搞。这一股风一直搞到六十年代左右，进入七十年代就不行了。所以才出现了里根、撒切尔革命，就是对二战以来在欧洲各国那一股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搞国有化的一个纠正。二十世纪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四大思潮的较量、兴衰、演变，回过头来观察人类的足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提出了“五个一般”。
第一叫做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危机，经历了人们抛弃它、选择了一个和它对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在全球许多国家的实验、较量，最后再放弃，再回到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百年来进行了这么一场大较量，较量的结果叫市场经济一般。（阅读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在人类文明历程中，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经济制度，在人们已经试验过的各种制度模式中，经历过二十世纪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找到的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则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制度舞台上，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经济发展波澜壮阔的前景，正是其力量的证明。市场经济从人类早期由于不同的资源背景、资源条件，需要有所交换以来，越来越向前发展。离开了市场，信息无法聚集、交流，价格无从发现、形成，资源不可能进行优化的配置，经济发展的动力无从提供，因此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逐渐发育、形成、校正、丰富的一种制度。现在还看不到摆脱这种制度的前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在二十世纪，世界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四大思潮反复的较量。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二十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想用人类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行政命令经济制度）来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会问题上，就是国家吃掉社会。作为人群聚集体的社会，如果没有自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要支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和文化持续的繁荣创新，要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比较稳定，都办不到。我们在二十世纪犯了一个大错误，在五十年代干了这么件事，国家垄断全部资源，从妇产医院一直管到火葬厂，全管起来，有一段时间连锅也砸了，统统去吃罐罐饭。这个东西不行，一定要划分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划分社会的领域和个人、家庭的领域，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要用各种公共组织或设施去解决，对个人、私人的事情不要随便干预。使社会本身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的治理也要从专政、统治、镇压、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否则是搞不下去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训。
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我们已经进到这样一个时代，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求得一个和谐的结果。
我看到有的农田保护区，拖拉机路和水渠都是用石头砌好的。我就问他们，你这个保护区土壤指标是什么标准？结果没有标准。现在我们土壤里面的问题多得很，过去在长江中下游，把河里的水生植物拿来肥田，现在都不搞了。有些地方也不敢用了，因为重金属积聚在土层里，通过生物链它会传出来，跑到植物里。
按照公布的材料，现在森林的采伐量已经低于森林的生长量，你说这是假话吗，也不好这样讲，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我们的森林都已经恢复了，也根本不是那回事。森林要成为绿色水库是有许多条件的，不是说种上树以后就成为绿色水库了。你到西双版纳看一看，从地衣、苔藓、蕨类一直到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还有各种藤蔓在里面，然后小灌木、大灌木、大乔木，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那个才叫做作森林。我们现在种上几棵树就说森林恢复了，没有那回事，它不具备森林的功能。
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要研究往什么方向走。人类正在从传统农耕经济依靠生物的再生产，经历工业经济跟自然作对，再走向新的如何依靠生物自身来求得发展。
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识当作一种功利来学，培养了一批手艺匠人，而且知识面非常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现在看到很多讲到以人为本的文章，讲了半天我还是看不出人来，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阿马提亚生有一本书，现在翻成《以自由看发展》（《Development is freedom》），直译就是《发展就是自由》，如果不这样看这个问题，事情就不好办。
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禁锢一解除，各种经济力量，国家的、部门的、地方的、民间的、国内的、国际的，一般传统的、比较现代的就都得到发育、发展，成长起来，活跃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各显其能，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竞争。
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呢？是某种工具、某种设备吗？是某种加工方式、某种工业路线吗？是指某种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吗？是指某种结构、状态和运行机制吗？都对，都不对。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后进都不是主观的、先验的，而是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过程而展现，又是过程的产物，也只能通过过程来判断。因此适应人们的希望，经济能够繁荣，需求得到满足，以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政治家要办的，就是创造一个优良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使各种经济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不断改变和寻求更加优化的组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用中国的古话来讲，就是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什么叫先进文化？它不是讲的某一种理论和某一个学说，也不是讲的某一个学派或者某一本书，也不是说的某一个艺术家或者某一个理论家，而是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各种思想、理论，各种学说、学派，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文明对话、文化对话，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相互批评、相互竞争，接纳、融合、选择、创新，是指这样一种生生不息、去旧图新、蓬蓬勃勃、不断创造的发展过程。
借鉴我们二十多年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经验，反思五十多年思想僵滞、文化凋零的教训，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实现宪法早已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它不就发展起来了吗？（阅读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社会经济方面也是一样。“绝大多数人”是谁呀？在哪里呀？他具有什么样的利益和要求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我国的社会流动恢复，结构单一的状况不复存在。社会分化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分工、分野、分层、分化，已经十分清晰，面对这样深刻的社会结构性的变革，采取什么方针呢？即不能回避、掩盖，也不要紧张、害怕，理智地面对现实就是了。既然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分化，就要承认各个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利益追求，允许反映不同利益的经济、社会、政治主张得到正常、合法、公开的表达，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代表机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得到正常发育，合法存在，公开活动。闷起绝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首先要让利益追求得到表达，然后组织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谈判，用制订契约、协议、合同、法律、法规的办法，来建立不同群体之间当时、当地可以接受的折中利益，使得我们能够在当时、当地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保持社会和谐，只能走这个路，压倒不是办法。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不同群体之间既有利益的矛盾，又有利益的共同性，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才能切分得多，保持社会的安定对所有的群体都有利，大家都注意行为的规范才不会撞车。政府就是要组织协商、对话、谈判，要走这个路，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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